我和纪参事:不得不说的故事
2013年4月,我曾撰文《七年抗争所为何——我的土地维权心路》(详见我的新浪网、财新网博客和新浪网置顶微博,以下简称《七》文),详细讲述了我和乡亲们依法维权的前前后后。从那时至今,我一直对纪许光先生通过个人微博挑起关于我的种种事端保持沉默。
通过重庆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洛阳“性奴”事件、仇子明记者被“通缉”事件等等,明眼人都能看清:随着纪许光先生的介入,原本的新闻事件被淡化,新的新闻主角纪许光先生粉墨登场,爆得大名。我受家乡父老重托依法维权,在推土机已经强行非法拆毁乡亲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时,不能、也不敢分心。
现在,纪许光先生公开指称我“手握平度官员贪污腐败证据待价而沽”、“敲诈勒索七套房子600万元”,已经演变成另一起“公案”,我不得不说。因此,本文可以看作是《七》文的姊妹篇。两篇文章结合起来看,会更加全面、客观。
需要说明的是,在私人场合,我没有随时随地录音、录像、拍照等“固定证据”的习惯;我的家乡父老多是农民,而且年事已高,所以请不要强人所难,索要所谓“证据”,这超出一个正常人的能力和习惯。我能做的是,尽可能凭我的亲历告诉世界,我和他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久远,千头万绪,我只能择其要者;若干细节难免说不准,还请见谅。我相信公众的理性判断,而非跟风。
纪许光先生介入我和家乡父老的法律维权始于2012年4月。经过多年维权,2012年清明节后我从故乡返京不久的一天,接到家人电话,大意是家中已被断水、断电,家乡父老生活难以为继。
当时极其愤怒的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正从《南方都市报》离职的纪许光先生,于是给他电话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对平度某些官员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表示将会通过自己在平度的人脉帮助我。
事后纪许光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在一辆车上,正在河北出差,同行的就有平度官员(我至今不解的是,他出差河北,为何会有平度官员相陪),未经我同意就打开了电话免提功能。他的解释是这样可以直接让平度官方知道我的愤怒,但我对纪许光先生此举表示了不满。
此后,纪许光先生正式介入我和家乡父老的维权至今,尽管我和家乡父老多次要求他退出,但纪许光先生嘴上说自己无心介入,行动上却始终锲而不舍。2012年5月,纪许光先生曾带领平度市政府分管副市长L、信访局副局长J赴京与我首次接触,并在此后不久即被平度市委市政府聘为“特聘参事”;此后几个月中,他还曾数次与L、J或只身半夜赴我家中做我家人的“工作”。
纪许光先生曾向我解释称,“特聘参事”一事与他介入我和家乡父老维权事件无关,而与其自称的“被警察伏击”有关。但他被聘为所谓“特聘参事”时,副市长L、信访局副局长J等人均出现在聘任现场。
经朋友提醒发现,依据《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只有国务院、省级政府和设区的市才有权依法聘请参事,且参事均为聘任制。也就是说,平度市委、市政府并不符合聘任参事的法定条件。这个“特聘参事”头衔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且很可能使平度某些官员陷入“私相授受”的困境。
在介入我和家乡父老维权事件后,他这一年的多次关键举动,使我心态极其矛盾。
在漫长的多年维权过程中,经常有曾经坚定支持我的村民,在种种压力之下最终选择了利益和背叛,这让我极度寒心,并怀疑我的坚持和选择有无价值。人都是有弱点、会动摇的,我和我的家人也不例外;但最终我们选择了坚守法律。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捎话提出的所谓“价码”时,我也曾经动摇。
2012年6月22日,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天黑之后我和妻子才回到平度,刚进家门还未落座,纪许光先生就带着平度市信访局一名官员赶到我家,非要邀请我去平度市政府的接待酒店秀水苑不可。这个假期的计划由此改变。在这次聚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平度市委一位年轻的常委M先生。
6月23日傍晚,纪许光先生又到我家,来意是谈补偿条件。他走到我家厨房,跟我妻子说要让她在法律上把关,然后就走了。那天半夜,纪许光先生再度来到我家,并带回了两页他自称由官方认可、开发商出具的“协议”,要求我“签字”。
看到那份所谓“协议”时,凭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我就知道,这是一张多么业余、多么可笑的废纸:实施征地拆迁的竟然是一家商业公司,而不是政府。不过,多年的职业习惯仍然提醒了我,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所以我对所谓“协议”的签约主体进行了质疑,认为主体不适格,下文便没有再细看。因不便于当面拒绝,我借口让从事法律且当时发着高烧的妻子把关,我妻子看了这份所谓“协议”也出于礼貌而没有表态。当时纪许光先生有些生气,觉得被我们涮了他,就驾车离开。
6月24日中午,我和家人去了纪家礼节性拜访,因为他的儿子出生,即将迎来“百岁”,这是平度当地比较重要的日子;而届时我们因工作原因不能前来,所以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我们提前“随礼”。
聊天时,纪许光先生再次提起我家房子的置换问题。对此我重申,前提就是先解决此前支持、声援我们的乡亲们的问题,然后才能谈我自己家的问题,因为我要力保我的乡亲们的利益不能受损,而且一切必须依法进行。我记得纪许光先生又一次说我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要把自己家的事情办好就可以了。碍于他的父母在场,我不便驳斥。
后来谈到我自己家房屋和近四亩耕地的问题时说,我家实际居住八口人,奶奶、父母、哥嫂、侄子以及我们夫妻,实际是三户人家,因此各需要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以保障今后长远生活,还要包括自2006年以来我家遭受多次不公正待遇的相关赔偿等损失;念及对故乡的感情,我们希望在现有宅基地上选房,但鉴于该地块项目是否合法尚不能确定,因此希望对方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等上述问题全部圆满解决后再返还;保证金的数额我们没提出具体数字,只是说按照市值商品房的价格。
但后来纪许光先生突然提出了“一共600万”的概念,并称原址选的房子很可能不会有产权证,一下子用钱解决更方便。因与前文所述相同的原因,我再次不置可否,后回家。
当天晚上,纪许光先生再次来到我家,说他下午去找平度市委G副书记谈了,还说让我去和G副书记、开发商见面。因当晚有安排,我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赴约。结果半夜纪许光先生又来到我家,说条件对方都答应,让我的妻子当夜起草所谓“协议”并签署。
当时我的妻子发高烧,且该份协议关系重大,称当夜起草完毕绝不可能,但是在纪许光先生的一再催促下,我妻子还是坐到电脑前开始起草。而我坐在客厅的木椅上,出奇的冷静;碍于情面,我当时无法直接拒绝,但我确实不能签字,我选择了离开。据家人讲,此后纪许光先生不停地催促我妻子起草这份所谓“协议”。
在那个沉沉的暗夜中,我独自一人走出家门,在邻居已被拆房屋的废墟上不停地腾挪跌宕,像个孤独的精灵一样,寻找着出路。那个夜晚我终生难忘。良久之后,我给妻子电话说,这个“协议”不能签。事后我才知道,我的举动让他感到了“怠慢和羞辱”,但我的家就是我的国,我不能退。
待我们回到北京后,此事不了了之。据纪许光先生称,当时平度某官员赴山东省法制办开会时得知了我的朋友王进文的补偿价款,后汇报到平度党政高官,遂不再提及所谓600万保证金的事情。
相当一段时间内,纪许光先生曾让我数次充满信任和感激,并有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比如我在平度飞车遇袭、我的亲人被殴打之后,他都能驱车赶到现场,且替我想出“办法”;尽管我对他的所谓“办法”多在内心深处有抵触,但他强大的气场往往会使我随着他的“指点”走下去。
但我发现,当这种希望出现之后不久,家乡父老就会再次遭遇诸如断水、断电、断路等恶性事态;而他在我再需要帮助时,会找出诸如“醉酒”等种种理由撒手不理。一旦我按照自己的计划维权,他又会再次出面称来“协调解决问题”。
这样的情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因此有朋友提醒我,是否有人在我和平度官方之间作梗?
其中,2013年4月的事件尤为突出。纪许光先生在3月底突然跑到我在北京的家中,在我请他吃饭时,他提出,再度帮忙“协调解决问题”。但当我赶回平度抗争之初,他再次不见踪影;直到我们绝食抗议时,他又再次突然带人出现。我一再劝他,“来了就可以了,表明了你对我的关心;但这事与你无关,早些回去吧”。第二天,他带去的一位自称“记者”的“兄弟”还曾故意曲解事实、造谣诽谤,在经过朱孝顶律师严正警告后才不得不删贴。
从纪许光先生介入我和家乡父老的维权以来,我所获取的信息显示:在面对我和面对我的家乡父老时,无论是纪许光先生,还是平度官方,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一套统一的话语,而往往是对我说一套、对家乡父老说一套;期间呈现的种种冲突令我无法判断真伪。
作为我和家乡父老与平度官方之间实际上的唯一沟通渠道,纪许光先生应该比我更清楚,政府、他和我以及父老乡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和家乡父老与当地官方通过他所得到的对彼此的印象,或许很多内容只是一面之词。
迄今为止,我长期在北京工作,和家人、父老乡亲分居两地;纪许光先生却经常穿梭于北京和平度之间。每次我希望平度官方和我、父老乡亲一起座谈时,纪许光先生总会将我和家乡父老切割开,因此从未有过我本人、我的家乡父老、平度官方和纪许光先生一起坐下来谈话沟通的机会。
而纪许光先生曾几次三番劝我与一起维权的乡亲们“切割开来,单独谈谈,解决问题”,劝说我的家人“你们先拿到钱,然后花点钱把欺负你们的村官陈卫生做掉”。这样的话让父老乡亲极其厌恶和痛恨。有乡亲看到纪许光先生的奥迪车进村,就会带着棍棒家伙一路紧跟。
最令我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不在平度,纪许光先生到我家,说请我爸爸妈妈到平度的酒店吃饭;老实巴交的两位老人信以为真,身上没带多少钱就去了。结果吃完饭埋单时,纪许光先生说钱不够,让两位老人埋单。两位老人不得不把兜里所有的钱掏出来埋单。
自从和乡亲们一道选择法律维权之后,我和我的家人就多次向纪许光先生声明:我的维权不是为了我一家一户,而是为了和我一起选择法律维权的乡亲们,我们是集体的依法维权而不是个体的依法维权;我们坚决反对有关方面对乡亲们采取“背靠背”政策,坚决反对舍弃乡亲们而任由平度有关方面单独和陈宝成一家“解决问题”的做法。但这些意见总是会被纪许光先生以“老纪我做了这么多年记者,还不知道中国的潜规则是什么?宝成你这样太幼稚了,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回绝。
2013年4月的事件发生之后,纪许光先生不再到我家来,而开始公开通过其个人微博多次发贴攻击、侮辱、丑化我和依法维权的父老乡亲。如前文所述,我对他的这些行为一直保持了沉默。但在7月初即将参加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的报道之前,我所在的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领导告诉我,纪许光先生向我单位指称我敲诈勒索,要求我做出说明。我于是按照单位要求作出了说明。
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召开期间,我接到消息说,村里依法维权的陈俊善、陈元节、陈海涛、陈清沙等四家已遭遇非法强拆而无家可归。所以7月5日结束了对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的报道当天,我就从吉林长春返回平度看望被非法强拆的乡亲们。
当天夜里11点左右,我和几位年轻力壮的乡亲到一户被强拆的人家家中值夜;7月6日凌晨一点半到两点左右,一同值夜的乡亲告诉我,我家屋后停着一辆轿车,长时间不走,很可疑。我和乡亲们就赶过去,发现纪许光先生和两个男青年站在我家门口探头探脑;停着的是一辆前后无牌的奥迪车,一直保持启动状态。半夜三更他带领身强力壮的男青年出现在我家,令我极为吃惊和恐惧。
未曾想到,纪许光先生一反常态一口一个“宝成”,叫得极为亲热,还自称当天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我。基于此人反复无常的特点,我严词拒绝,并呼叫乡亲们前来。大家围拢过来后,有极其厌恶此人的乡亲认出了他,就打电话报警。
警察到来后,纪许光先生突然再次翻脸,向警察污蔑我敲诈勒索600万和七套房子,并当着警察和乡亲们的面大声骂了我“C你妈”、“敲诈犯”。我怒不可遏,准备与之拼命,却被两名警察死死抱住。
再后来,有群众向警察当场举报纪许光先生驾驶车辆为无牌车辆,纪许光先生辩解说车牌丢了;但被群众质疑“前后车牌都丢了?”之后,无言以对。因此举报群众认为纪许光先生已经违法,要求警察调查处理并向举报者作出调查处理结果。警察承诺将向举报者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之后,将纪许光先生和两名男青年带走。
我相信,我的上述说法,已经回答了公众所关心的众多问题。我注意到他近期针对我的一系列言论,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我掌握平度某些官员贪腐证据,以此“待价而沽”作为谈判筹码;
二、我和我的家人有过不当言论或非法诉求,被他录音录像,如所谓”600万七套房子”云云。
对此,我声明如下:
一、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义务。任何公民如确掌握官员违法乱纪的证据,并通过内心确认认定基本的违法犯罪事实,均应通过合法渠道向有关部门控告或检举;除非穷尽所有合法手段而无效,否则均不应诉诸舆论以获取名利、欺瞒公众,舆论场不应是名利场,更不应是审判场,它替代不了纪检监察机关和法检公机关。
二、我是一个法治记者,通过法治途径解决问题是我所奉行的理念。如果有关部门依法向我了解是否拥有平度某些官员涉嫌贪腐的证据材料,我会尽公民的义务予以配合;这事关党纪国法和涉事官员的名声,事关我的法治理念的知行合一。因此我没有义务向有关机关之外的人作出说明。
三、我欢迎纪许光先生全面、客观、完整、正式地、一次性地,将所有合法取得的视频、音频、文字材料等能证明我所谓“敲诈勒索”和家人、父老乡亲有不当言论或非法利益诉求的原始材料(不包含经过移动存储、剪辑、拼接的材料)交付有权部门如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查处,或者是新闻行业自律组织进行调查,而不是只在网上信口雌黄,毫不顾忌相关法律后果。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自称学习过法律的纪许光先生而言,这应该是基本的法律常识。
最后,我们向平度市有关部门呼吁如下:
一、我和选择法律维权的乡亲们的房子,系在合法拥有的宅基地上建设,并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迄今为止,这些宅基地和我们合法拥有的耕地,均未经过合法的征地审批手续,目前其土地性质仍为集体所有。
我们主张:任何非法强拆村民合法房产、非法强行霸占村民合法宅基地、耕地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乡亲们的土地权益必须得到法律保障。
二、我们希望平度市政府不要再躲在幕后,通过纪许光先生或者恶人当道的金沟子村委来愚弄民众,而要勇敢地站到前台。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您应该是依法行政的典范,而不是“敢做不敢当”、只想“摘桃子”却不敢“担责任”的懦夫;您应当在解决金沟子村此前多种遗留问题以取信于民的基础上,通过法定的征地程序,按照法律规定取得金沟子村村民的同意,并进行足额及时的补偿安置,保证乡亲们的长远生计,在此基础上对金沟子村村民的宅基地、耕地进行征收。这才是人间正道。
如果您想通过非法手段,对我和其他乡亲进行切割,从而将我家单独围困起来,则必将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陈宝成
2013年7月6日于山东平度故乡守土抗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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