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开始，这一问题就不断被问及，而历史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路径之一。对传统中国史而言，国史、方志、族谱是三大基本素材：不知族谱，何以知自身与家族？不知方志，何以知故乡与地方？不知国史，何以知国家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久而久之，除了做学问者，鲜有人知地方历史和人物，“家国天下”的士人情怀也随之淡薄。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说，乡贤谢维衡先生通过查阅地方文献、多次深入寻访历史当事人、挖掘钩沉已久的历史细节，积十年之功成就的《草民的抗战——国共两党地方武装鲜为人知的抗日真相》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可以被视作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恢复地方历史记忆的沥血之作。

这部长达四十万言的纪实文学，可以称之为一部大手笔、大格局的“英雄史诗”。该书时间跨度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其主要内容为：日军长驱直入，先占京津，再占华北，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一时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各路英雄纷纷组建队伍举旗抗战：温文尔雅的中学校长依然投笔从戎，组建起规模庞大的抗日游击队伍；曾经养尊处优的国民政府大小区长、手头宽裕的个体富商举起抗日大旗，守一方领土，保一方平安；地方保安团的小头目、民众教育馆的热血教师、年轻有为的记者亦挺身而出，成为大大小小抗日队伍的首领……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气吞山河！

欲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同理，欲兴一国，则必先兴其文化。“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始终是“教育救国”的主旋律。读《草民的抗战》，作者描写的国、共、伪各方兴办学务的相关章节，令人击节赞叹，久久难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处烽烟遍地，中国人和中国人打，也和日本人打。平度也不例外：国军、共军、伪军和日本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可即使如此，各方也都有官员站出来，在乱世之中热心学务，在枪林弹雨中安排几张宁静的书桌，从而为这块土地延续读书的种子，并让后人至今沐其恩泽，“为往圣继绝学”。那个时代热心学务的官员，无论身处何种党派，纵然再“坏”，也一般“坏”不到哪儿去。

 一、文武双全张金铭：一半财政办学务，两度复办县中学

    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从1993年提出到2012年实现，中国用了二十年；201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提出教育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不低于14%。可在1937年前后的平度，教育投入能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多！民国时代，平度官员重视学务，不是靠嘴皮子功夫，而是靠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官员之中，就有张金铭。

知道张金铭的平度人，提起他的第一印象多是“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坏人”。直到后来了解了他的一些信息，笔者才逐渐生疑：堂堂一个朝阳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怎么就能简单地与“坏人”划等号呢？现在凡是学过法学的人都应知道，民国时代“南东吴、北朝阳”，这是法学界的“泰山北斗”；这两所大学的毕业生卧虎藏龙，又岂能是泛泛之辈！

张金铭，山东定陶人，出身当地望族，山东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兖州）毕业后南下，加入北伐队伍，因军功升任少校参谋，后被保送到北京朝阳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回山东，先后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科员、督学，淄川县立中学校长；1936年任平度县立中学——也就是平度当时最高学府的校长。

如果没有日军大举侵华，张金铭或许就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路径走下去了；但时代的风云际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在拿起笔杆子的同时，也拿起了枪杆子。1937年底，日军进攻山东，坐拥十万兵马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导致山东各地官员“跑路”成风，其中就包括平度县长姬春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还未进行完期末考试的平度县立中学不得不提前“放假”，而作为县立中学校长的张金铭则一身热血，辗转来到徐州（此时的徐州，战争气氛已经空前紧张，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徐州会战），被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任命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中将司令；后赶赴当时的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曹县，拜见省主席沈鸿烈，并接下了姬春堂丢弃的平度县长大印。有了这双重身份，张金铭激流勇进，重返平度，挑旗组军，抗击日寇，很快在胶东发展了十四个纵队三万余人马；同时重建县政府，使平度人又有了主心骨，真可谓“一身英雄气，浩然天地间”。

    平度县长张金铭兴办学务，重要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继续拿出财政支出的一半用于教育，第二是两度复办县立中学。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张金铭兴办学务，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就是放到现在，国外私立大学的校长筹款办学也非易事，何况当时的中国正处抗战之初！

我们先来看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平度县的财政账册：“岁入经常门”显示年度财政总收入为134319元；“岁出经常门”显示的年度财政总支出为117001元，其中第四项“教育费”63137元，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一半；而当时的平度县长，就是前文提到的县令“姬跑跑”……

作为中将司令和平度县长，张金铭知道，大敌当前，契税、印花税、酒税、烟叶税、牙行税、牲畜税、屠宰税、油业税、牌照税、建设费、学费、公债发行，多数税费没法收取，再增加税目，就要被老百姓骂了。

尽管如此，张金铭还是在和他的一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德元商量后决定：在开支项目上，首先要保证重点：第一是抗日军费，部队要养；第二是教育经费，孩子要上学；第三是机关必要的开支，政府要运转。保证了这三项，其他事“有钱就办，没钱就算”。

于是，张金铭口授了“平度县立中学复学通告”。不久，原平度县立中学的学生们就接到了他们久违的校长张金铭签发的“平度县立中学复学通知书”。尽管学校已经不在平度城，而是搬到了六十里外的古岘朱村，可学生们依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前往新学校报到。

就这样，在日本人侵占平度造成平度县立中学停学八个月之后，张金铭这个中将司令兼县长重新行使起校长职权，为莘莘学子创造了新的学习机会，琅琅的读书声又响起在平度的乡间。

作为中将司令和县长，张金铭在平度东隅的古岘刚刚站住脚，带兵抗战应该是第一要务，可他在百忙之中考虑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办学务，而且还重新出任校长，其勇气和担当，即使是百年之后读来，仍令人击节赞叹！

要知道，古岘距离平度仅六十华里，步行只有大半天的路程，骑马乘车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几乎就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办学，这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和战略勇气？

可是，平度县立中学在古岘朱村刚刚复学两个月，平度城的日军便来扫荡。张金铭一边命令部队狙击日军，一边部署县立中学师生撤离疏散。直到后来局势稍加稳定，张金铭又要把县立中学再办起来。他命令李德元寻找一个环境安静便于防卫的校址，于是李德元选择了三区的沙埠村，张金铭亲自查看了那个地处山凹环境幽静的村庄，感到很满意，于是再次以校长名义向他的学生们发出了“平度县立中学复学通知”。

只可惜，学生们还没来得及到校，日军便占领了掖县、招远、栖霞、莱阳，整个胶东沦陷大半，张金铭率部奉命参与鲁东抗日联军，开到掖县一带抗日，平度县立中学二次复学的计划没有实现……

张金铭不是平度人，但许多平度人却把他看成自己人。因为他当校长的平度县立中学出了好多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有的跟着他参加国军，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在胶东，国共两方面都有人喊他“校长”。平度县立中学就好象是胶东的小“黄埔”，张金铭这个“校长”的名气，在胶东比蒋介石这个“校长”的名气都要大。因为胶东国军中，没听说有几个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而平度县立中学的毕业生却有几百上千人……

平度人没有忘记张金铭，更因为他敢于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组建起威震胶东的十六支队，多次同日本人交火，后来改编成十八旅也是大名鼎鼎的抗日队伍。张金铭这个朝阳大学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平度的教育和抗日大业，所以平度人不会忘记为平度做过好事的人，说起被八路军打垮的张金铭，首先会叹一口气说：“唉，可惜……”

日军的侵略使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习屡屡中断，可见战争破坏的不仅仅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众安宁的生活，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张金铭在抗战时不忘兴学务，恰恰和日军针锋相对，他所呵护的也正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民族之本。我们说张金铭是抗日英雄，绝不仅仅是就军事意义而言，更是就其文化和民族意义而言。而后者显然更加值得铭记和纪念。

一个定陶人，不远千里，来到平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冒着枪林弹雨组军抗日的同时，不忘在敌人枪口下兴办学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二、平度土著阎珂卿：军队护校、复办县中与师范生免费

说完了张金铭，再来说说阎珂卿。

与张金铭不同，阎珂卿是土生土长的平度人，他的家就在平度西部五区的披甲营村。阎珂卿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四师范，曾是平度最好的小学——县立西关小学校长，并在长山县教育局工作过，后来加入国民党，成为专职党务工作者，与国民党CC系骨干卢斌交好。“七七事变”之后，长袖善舞的阎珂卿借助卢斌的势力谋得平度五区区长职务，并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被编入张金铭部，但由于张金铭后来处斩了违抗军令的纵队司令唐俊峰，导致阎珂卿脱离张金铭，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鲁苏战区独立第二十八支队司令，成为平度西部跺跺脚都要晃三晃的实权派人物。

阎珂卿办学务，重要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统率军队保护学校，第二是复办县立中学，第三是实现师范生免费。

自古至今，军队的枪口指向谁，是判断历朝历代军队性质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其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平度大地上，就有这么一支军队，他们不仅没有把枪口对准教师和学生，反而积极行动起来保卫家乡的教员和学生；配合这支军队的情治人员，能将敌情及时通知这支军队，从而掩护教员和学生提前撤退。这支队伍的首领，就叫阎珂卿。

阎珂卿任五区区长时，区公所驻地是辛安村。这是个有一千多户的大村，村里有一处小学和一处中学，当时成了平西的教育中心。阎珂卿当区长时就重视办学；后来投靠张金铭也一直没放松家乡的教育。日伪军来扫荡，他首先命令队伍组织学校师生转移，不得有任何闪失。扫荡过去后，他立即下令尽快复学。由此可见，“教育救国”在阎珂卿心中的分量。

1939年春，平度五区新任区长张子隆打算举办小学教师培训班，为缺乏师资的农村小学培养教师。阎珂卿立即表示支持，并派政训处宣传干事陈安栋为培训班讲课，还调政训处秘书侯宾南担任辛安中心中学教务主任。

话说张金铭两次复办平度县立中学，但均因战局多变而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正当张金铭心力交瘁之际，改投门面的阎珂卿突然登门拜访，主题就是建议把县立中学真正再办起来。面对老上司，在时任十八旅一团团长兼平度县长的李德元斡旋下，阎珂卿胸有成竹，以自己的部队为办学安全的后盾，并主动提出县政府只要尽力而为拨付一定经费，不足的部分由阎珂卿想办法。

就这样，平度县立中学的学生们又有了上学的机会。张金铭让出了“平度县立中学”校长的职务，阎珂卿任命侯宾南为平度县立中学新任校长，以辛安中学和小学为基础，复建平度县立中学，新建平度县立中学附属小学。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平度，周边的莱阳、高密、掖县、昌邑等县的学生也闻讯赶来报考，最远的竟然从两百多里外前来求学。

为了留住师资，阎珂卿亲自为教职员工规定了较高的待遇，从教员到领导层每月工资四十元至一百六十元左右，发的是平度五区印制的流通券。由于物价昂贵，流通券购买力下降，工资之外还发给粮食补贴。补贴的是实物，下来什么补什么，夏季秋季是玉米小麦，冬季是地瓜干。教员每月补贴一百二十斤，领导成员每月补贴三百五十斤。

前些年，中央政府推出免费师范生政策，曾经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肯认。其实早在七八十年前的国民政府时期，就在阎珂卿治下的平西地区实施过类似的做法。当时县立中学学生的粮食供应，本县学生由学校免费供应一半，外县学生自己每月从家里带，特别困难的酌情发给补贴。师范生本县学生口粮由学校全包，外县生供应一半。

为了改善师生的生活，阎珂卿还要区里拿出一部分地，由学校组织学生种植棉花和蔬菜，所产棉花分给教师和困难学生。学校还利用伙房的残汤剩饭，每年养两三头猪，学期结束或节假日，就杀猪供学生聚餐。学校里还有两台织布机，供师范女生学习织布，作为家事课的实习。织出的棉布卖了钱也补贴到教员和学生的生活里。学生住宿，由区里和辛安镇安排在老乡家里，每户最多五六个，便于日伪军扫荡时组织转移。

长袖善舞的阎珂卿，很会利用他与伪“县长”张松山的老乡加同学关系服务于他的办学事业。他派便衣到平度城告诉张松山，你给日本人当县长我不管，但不准你帮着日本人到平西来扫荡。张松山为难地说，扫荡不扫荡是日本人说了算，我只给他们征粮征款，我保证我的警备队不到平西去干坏事。阎珂卿又捎信给张松山，什么时候日本鬼子要来平西扫荡，你必须提前给我个信，我的队伍要转移，我这里还有中小学的师生需要保护。张松山对于这个要求不好再拒绝，真的经常把日军扫荡的消息提前透露给阎珂卿。所以平度县立中学在辛安复学五年，每次日军到平西扫荡，学校的师生都能从容转移，安然无恙。尽管连平度城里的县立中学都停办了，但辛安的学校却一直坚持上课。

1941年春，为了适应战时环境，便于学生就近入学，阎珂卿又建议时任平度县长李德元在四区顾家、七区小綦家、二区李傅庄增设了三处分校。抗战期间虽然因日伪军扫荡，学校经常被迫关门，但一直坚持没有停学。1945年抗战胜利时，平度县立中学共毕业高中生两个班、初中生十四个班，师范生十二个班，毕业生近千人。

兴办学务绝不是一日之功，而真正是百年大计，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业。急于创造政绩的官僚一般不会真心重视学务，一个官员关心学务，不仅体现了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也彰显他对人类文明的尊崇和敬畏。作为土著平度人的阎珂卿，在抗战期间军务繁忙的情况下，舍得拿出他的得力人员和重要财力兴办学务，枪杆子对外，用自己的部队保护教育，这是需要一定的远见卓识的，也反映出阎珂卿的眼光与格局绝非俗流。

 三、李德元办学识红颜 先抗日后完婚遂成佳话

在张金铭和阎珂卿兴办学务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平度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李德元。

张金铭办学务，是李德元运筹帷幄帮他算的财政帐；阎珂卿办学务，登门拜访张金铭，也是李德元在旁牵线搭桥打圆场。后来张金铭专心抗日，把平度县长职务交给了他的一团团长李德元，李德元继续在贫瘠的平东北筹钱兴学务，并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由平度人出任的平度县长。可以说，没有李德元，张金铭办学务就少了左膀右臂；没有李德元，阎珂卿办学务也难过张金铭这一关。

而李德元兴办学务的主要成绩在于，扶植并规范了平度东部地区的多所小学。此外，他还通过兴办学务留下了得识“颜如玉”的佳话。

如果说此前笔者对张金铭和阎珂卿的坏印象主要来自地方党史资料等官方信息，那么李德元的“坏”可就是身边人的口耳相传了。李德元的队伍曾长期盘踞在平度东部的祝沟、云山一代，早些年听老人说，他的队伍可没少干绑票、抢劫、拉驴、抢粮的缺德事。早先过年，先祖父和族人回古岘祭祖，都要提防这支土匪式的队伍，以至于在平东地面上，人们说起李德元的国民党，牙缝都恨得痒痒的称其为“刮民党”。所以笔者对他的印象确实好不起来。可就是这么一个“二王种”式的人物，竟然在平度教育发展史上有一席之地，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造化在弄人？

李德元老家是平度东部的云山镇辛庄村，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都识字，所以李德元也从小跟着父亲和叔叔学会了不少字。辛庄村原来没有学校，是李德元的父亲把村里的十几个孩子召集到一起，也不敢说是在办学校，只说谁家不嫌弃就把孩子送过来识几个字。农忙时李德元的父亲要下地干活，就让李德元看着这帮孩子，李德元因此也被孩子们称作“先生”。这就是辛庄最初的学校。

因为这段经历，李德元算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他却崇尚武行，当了联庄会的会长。李德元曾经率领联庄会将同村绑票杀人的李典云、李典水、李典册抓拿后当众砍死，亲自挑着三颗人头到平度城县衙门自首，却被以“枉杀人命罪”判处死刑。后以众多乡亲们所捐的十万大洋的代价大难不死，李德元仗义行侠的名声却不胫而走，“七七事变”前当上了平度三区的区长，拉起队伍抗日，成为张金铭的部下。

李德元当上区长之后，更是大力倡导办学，首先就是把辛庄小学完善规范起来，使其成为一所真正的小学。此外区公所所在的崔召小学、两目山下的祝沟小学、平度最东北边山区的旧店小学等，均由此诞生。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身处抗战时局中，李德元纵然有追求黄金屋、千钟粟的想法，但迄今也未见到相关史料，因为他得忙着为张金铭等抗日队伍筹粮筹款，这是当时的区长和县长必须完成的任务。

较有传奇色彩的是，“颜如玉”还真从书中下来了。在公务之余，李德元经常到学校给小学生上课，由此结识了小学教师姜鸿恩。姜鸿恩是城边头七里河子人，思想开明，喜欢能文能武又是政府官员的李德元，纵然给已经成家且年长自己十多岁的李德元“做小”也甘心。

但好事多磨，就在两人交往两年多、准备成亲之际，日本人打进来了！这不但侵犯了李德元的家乡，还搅得他不能热热闹闹地娶新娘！

李德元觉得，大敌当前，作为一区之长，首要任务是响应上级号召，赶快拉队伍打日本保家卫国，而不能轰轰烈烈地娶媳妇，尤其自己娶的是二房小老婆，传到上面影响也不好，所以李德元就对姜鸿恩说得把婚礼拖一拖。而姜鸿恩也深明大义，认为抗日事大，结婚事小，完全赞同李德元以抗日为重的意见，遂成一段佳话。

自古以来，中国的民间对县官的评价，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看教育。哪个县官不重视教育，就不是个好县官。据历代平度志书记载，平度多位知州、知县都在任上捐资助学，重视教育是历代平度执政者的美德和不可或缺的政绩。

张金铭、阎珂卿、李德元兴办学务，不仅延续了历朝历代平度执政官员重视兴办学务的传统；他们当时所开的课程，是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规定的国语、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卫生、公民、农业常识、体操、美术、音乐、毛笔字等，也对提高当地民众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素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四、张松山办学务：让穷孩子有学可上

如果说张金铭、阎珂卿、李德元还都是国民政府兴办官学的话，那么伪“县长”张松山办学就同样值得一说。特别是平度城周边不少穷苦人家的孩子，因为张松山办学务，而有了学校可上，这也算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吧。

张松山和阎珂卿一样也是平西人，家在胶莱河边的王家营，与阎珂卿是辛安小学的同学。“七七事变”之前，张松山担任平度五区的区长；事变之后，张松山跟随张步云北上黄河抗日，阎珂卿才有机会出任五区区长。后来张步云退守胶东，结交日本人张宗援，张松山才有机会当了伪“县长”。

张松山办学，既办小学，也办中学，甚至还成立了又一处“平度县立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军入侵以前，平度的学校设置是这样的：三所中学全在城里，分别是国民政府举办的平度县立中学、美国教会举办的崇真学院（原名知务学堂，又叫知务中学），美国教会举办的义集女子中学。小学分三级：一级是公立完全小学十七处，二级是县立初级小学二十八处，三级是村立初级小学六百二十五处。此外县里还根据需要设立短期小学五十处，共设短期小学班二百一十七个。

日军占领平度城后，县立中学停办变成日军司令部，西关小学被张步云的伪军司令部占用，其他小学分别被日伪军占为军营。崇真学院和义集女校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战争之初得以保留。这样平度城因日军入侵而没有了小学。

张松山虽然是日本人扶植的伪“县长”，但他还是想履行县长的职责。于是，1940年初，张松山主持的平度东关（完全）小学开学了，城里的校舍被日伪军占领了，他只好把学校设在东关以北的后巷子后街，城厢东北角的偏僻之地。那里有两排共十几间古老的瓦房，属于公产，不用花钱现盖。1941年修葺停当，当年招收了两个班，到第二年就成为一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当时，原西关小学也在停学一年多之后，迁到平度城的南门外复学。不久，又成立了“城里小学”。这样，平度城的小学在因日本入侵全部停办三年后逐步恢复了。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新成立的东关完小，那简直是专为穷孩子们办的学校。原来的西关小学全县有名，就像如今的有钱人择校一样，富人家都把孩子送到西关小学读书，复学后就都去了南门外。而东关、北关、后巷子、东阁、菜园以至于河头、杨家庄、李家疃的穷孩子们大多进不了西关小学，城郊的穷孩子们上的就是新增的东关小学。

张松山办东关完小，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本来没打算再办中学。可是平度县立中学搬到了平西，美国的两所教会学校又因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被日军关闭。这样平度城里就没了中学。作为“县长”的张松山，就把这两所教会学校利用起来。

首先，他将自1937年底停办的西关完小迁至义集女子中学复学，加上新办的东关完小和城里小学，平度城就恢复了原来三处小学的状况。1942年1月，张松山就以“平度县公署”名义，在原崇真学院的大门上挂起了“山东省平度县立中学”的牌子，学校还比原崇真学院的规模增大了，除了原有的初中二、三年级各一个班外，又招收初中、师范各一个班，达到四个班，后来又增加到六个班，在校生达到一百六十余人，比原崇真学院多了一百多人。这样平度就有了两处名字完全相同的“平度县立中学”。

日伪办的学校也是学校，凡是学校就要教人学习文化知识。就“伪平度东关完小”来说，其课程设置基本因袭民国设置的课程，尽管课本由伪华北教育总署编审出版而渗透不少奴化教育的内容，如历史中的中国近代史部分不提甲午战争日本侵华，世界史部分为希特勒、墨索里尼唱赞歌，地理课本公然称东四省为“满洲国”，但教材基本上还是用来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科学知识，奴化和反动的内容所占比例很少。

此外，保持民族气节的教师们常常对相关奴化教育的部分加以删节，所以到日本投降时，五年多的奴化教育根本就没来得及为日伪培养出多少奴才，反而使平度的孩子学到了许多必要的文化知识。

据当年在“伪东关完小”教过学的教师回忆，王继先老师教地理，从来不教“满洲国”部分。尚先谟老师在教国语时，不讲第三册里那篇赞颂大和民族的课文《日本樱花》，学生爱读就读，不读他也不管。官魁吾老师教历史，讲到宗泽、岳飞则慷慨悲歌、大加发挥。

日伪当局当时规定，音乐课必须教唱日本国歌，而且每逢星期一都必须唱。师生们不敢公然拒绝，只好勉强学唱。但唱完日本国歌，紧接着就是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学生们唱日本国歌时有气无力，但背诵《总理遗嘱》却气吞山河！

张松山办的县立中学毕业了四个班一百五十余人，其中该校的教师李瑞周、尚之四、马紫枫都是地下党员，一直坚持带领师生与日伪做斗争。1949年之后，平度县立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中，不少人成为栋梁之才：尚之四成为山东省京剧团知名导演并担任副团长，马紫枫、马光浦分别担任山东省教育厅普教处处长和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李瑞周任青岛四方机厂党委书记，耿文化任山东省化工局党委书记。

由此可见，即使日本人为了对中国的儿童进行奴化教育而兴办的学校，出来的学生也大部分没有变成日本人的奴才；反动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学生，也不会净是些反动分子。

 五、罗竹风办学务：三十五个村设六处完小

说完了国民政府办学、伪“县长”办学，该说说以罗竹风为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共产党八路军办学务了。

迄今为止，说罗竹风是平度的共产党员中学问最大的一个，相信应该没有人站出来否认。他出生于1911年，原名罗振寰，家是平度城北的七里河子村，1931年毕业于黄县崇实中学，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生物系。出于对文学的爱好，罗竹风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未料入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罗竹风像当初的许多先进青年一样，参加了北大学生南下请愿活动。

1936年，罗竹风从北大毕业回到山东，在诸城当一名中学教师。不到一年，七七事变发生，罗竹风辞去教职，回到平度与乔天华一道拉起队伍抗日。1940年9月18日，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大田成立，罗竹风成为第一任县长。以大泽山为中心的平北解放区就兴起了办学高潮。1949年后，罗竹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华东、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上海市社联主席，曾担任《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词典》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等。

原来在大泽山里，包括山南边的青杨乡北部的北隋、上甲、高家等九个行政村共三十五个自然村，只有国民政府设置的平度县第六高级小学——盘石观小学，其他都是村办的初级小学。大部分农民的孩子因为贫穷和路远，都上不起高级小学。

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把盘石观小学重新命名为平度县第一中心小学，接着以这个学校为基点，在谭家夼、高家、南昌村、高望山、上甲分别增设了第二至第六中心小学。这些中心小学逐渐地都发展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大泽山三十五个自然村竟然有六处完小，这是平度教育有史以来的奇迹。大泽山里的孩子，不论穷富都有了上完全小学读书受教育的机会。

抗日小学要培养抗日人才，因此抗日政府发动教师根据战争需要自己编写教材，编写后送县政府由罗竹风亲自审定。罗竹风为抗日小学规划的教材是：以抗日为重点，以识字为基础，兼顾中国优秀传统历史和文化，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他重视抗日学校的音乐教育，用寓教于乐的方法向学生和没有文化的群众灌输革命道理，选定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全国流行的革命歌曲和在抗日根据地传唱的歌曲，同时还将根据地教师们自编的反映胶东人民抗日的《保卫大泽山》、《防奸小调》、《铁西瓜》、《两目山小调》等歌曲纳入课程。

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兴办小学的同时，也要办中学。因为如果不办中学，小学毕业生就得去国民政府办的县立中学或者日伪势力办的伪县立中学就读。这对亟需文化青年的共产党八路军来说，无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1941年，八路军胶东西海专署在掖县朱由村成立了西海中学。1942年秋，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大泽山根据地成立了西海中学平度分校。1944年秋，西海中学平度分校扩建为“南海中学”，招生范围扩展至平南、莱阳、即墨、胶县。1945年2月，南海中学改称“西南海联中”，继而又改为西海中学。虽然西海中学经常因为日军扫荡要辗转各地，条件极为艰苦，但即使转移到山沟里，也一直坚持上课，没有停学。

1945年9月，八路军攻克平度城以后，西海区将张松山办的“平度县立中学”接收过来改名为“胶东区平度中学”。1946年2月，八路军的西海中学也搬进了平度城，与胶东区平度中学同住一院。一开始作为两所学校，分别挂着两块牌子。不久两校合并统称西海中学。日伪办的中学彻底成了八路军的中学。1952年，西海中学搬进了原平度县立中学旧址，山东省教育厅命名为“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结语：一样米活百样人

现在，平度一中的校史上写着：“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知务中学，初名知务学堂，后改为崇真学院……日伪曾于1941年在原校址基础上开办过日伪中学……1945年9月，平度解放，抗日民主政府接管了该校，改名为胶东区平度中学，并遂迁至原平度县立中学旧址。”

这段文字把美国人、国民政府、伪“县长”办的中学都作为平度一中的前身，并没有因为是“敌人”办的中学就将其排除在外不予承认。由此可见，教育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国民党人张金铭、阎珂卿、李德元，伪“县长”张松山以及共产党人罗竹风，都对平度教育做出过贡献，后人应当铭记他们的功绩。

仅以平度一中为例，1949年前的学生中，就包括后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国防部长”的孙震，知名刑侦专家、台湾“警政署长”卢毓钧，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孙林瑞，国防科工委第二十五基地司令员乔平，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德尚，“四小名旦”之一许翰英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一样米活百样人。教育就像粮食，同样的教育，出好人也出坏人。人只要吃饭，就会长身体；只要是文化知识，就能提高一个人的素质，这是教育的基本功能。凡兴办学务者，必然利国利民，惠及子孙。

抗战之中兴办学务，这只是《草民的抗战》一书中很少部分的内容。此外，《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原型曹克明竟然是由共产党高官叛变为国民党员的抗日领军人物，“青杀口”伏击战的历史事实是孙家口伏击战，年轻的胶州人姜黎川从《青岛时报》记者转型为国民党游击队的抗战英雄，《桥隆飙》原型乔明志从草莽英雄成长为八路军战斗英雄，胶东地雷战在大泽山的初起等等……众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在谢维衡的笔下一一展开，成为历史的天空中，无比璀璨的繁星点点……

掩卷沉思，那首《历史的天空》悄然响起，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尾：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

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啊。

一页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

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关情啊。

担当生前事啊，何计身后评……

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

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

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陈宝成

二零一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