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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福建行重在古为今用

王岐山福建行重在古为今用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当下轰轰烈烈的治党反腐大潮中,如何将历史上的官场肃贪、社会治理成功经验与当下现实条件结合,从而助力于当下中国官场和社会风气重塑,实现中国历史传统的现代化创造性转型,是历史科班出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面临的课题之一。
据中央纪委官网消息,9月24日至26日,王岐山调研福建。无论是时间节点还是具体行程,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意味。
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此次出行恰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仲秋节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十一”之前——以往这是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节点。
其所到之处和具体行程则包括:9月24日参观连城县红四军革命旧址参观;25日在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瞻仰毛泽东主席园并向毛泽东像献花篮,考察客家家训纪念馆。
中共十八大之后,官方公布的王岐山简历显示,他曾经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两次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长达五年之久,还曾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三年多。早年的这些经历,无疑成为王岐山主政中央纪委期间发掘历史经验为现实所用奠定了基础。
显然,王岐山此次福建之行的重点,是如何谋划“扎紧篱笆”,即听取福建各界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
廉政准则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为规范重点,最早以试行方式于1997年3月发布,经过12年的运行后于2009年12月29日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党纪处分条例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9年12月7日发布。
两部党内法规,通俗点说就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紧箍咒”。它们实施至今均已六年,需要结合最新的党建和反腐败斗争实际加以完善;因为有可能涉及到众多党政官员的“乌纱帽”和仕途走向,从而备受官场瞩目。
从官方通报看,王岐山福建之行讲话的整体思路,仍然以“全面治党”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与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大危险”紧密相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而纠正了将“从严治党”简单等同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打老虎”的片面认识。
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通过上述“四种形态”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
“治大国,如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从王岐山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历史经验恰恰是“大国治理之道”的应有之义。王岐山福建之行所到之处,无不具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之意。
如连城县是革命老区,1929年至1934年间先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区21个县之一,王岐山参观的红四军革命旧址为望云草室。
再如上杭县古田镇,因“古田会议”而知名。86年前的这次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解决了“组织松懈”和“纪律敷衍”等问题。
由此思之,86年之后的今天,组织松懈、纪律敷衍等问题在中共各级组织中仍不同程度存在,如何借鉴历史上古田会议的经验,结合新的时代现实解决这些问题?这显然是王岐山古田调研所要考虑的。
除上述具有红色历史意义之处,王岐山还考察了客家家训纪念馆,这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兴趣与热情。
纵观在中共十八大后的肃贪风暴中落马官员可以发现,官员个人的行为不仅要接受法律评判,还要接受道德和党内纪律的评判,这成为“党纪严于国法”的最好注脚,也印证了对官员的要求高于一般人的判断。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传统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齐治平”的政治道德理想,其逻辑起点在于“修身”。
“鉴于往事,有兹于治道”。中央纪委官网已经开设了“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等栏目,陆续推出了浙江临安钱氏、山西闻喜裴氏、江西义门陈氏等世家望族的节目,从传统家族文化中发掘了丰富的修身内容,为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了参照。王岐山考察福建客家家训纪念馆,显然延续了上述思路。
因此可以预计,未来的党内法规修改或许将注入更多历史经验,对官员的道德和纪律要求将更加明确,未来的监督、执纪、问责将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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